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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3分28
                                                                    发稿时间:2020-05-25 09:02:40

                                                                    为加强新时代村医队伍建设,筑牢基层卫生健康服务网底,农工党中央在提案中建议:

                                                                    1994年4月至7月,卢旺达图西和胡图两大部族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共有50万至100万人惨遭屠戮,其中大部分遇难者为图西族人。2003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去年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卢旺达大屠杀纪念日正式名称改为“反思1994年针对图西族的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潘向黎对春节假期延长的话题表示了关注。

                                                                    朱鼎健认为,今年春节前后发生了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大量的人员集中流动扩大了传染范围,其后的人员隔离又导致了企业复工困难。疫情与春节假期叠加,带来了一连串的负面连锁反应,有必要让我们思考,现行的春节长假模式是否可以进行科学调整。

                                                                    第一,为了防疫的需要,延长春节假期。如果春节仍然延续七天假期,则大量人口集中出行难以避免,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机场人员等场所人员必将大量聚集,防疫管控难度极大;交通工具内均存在相对密闭、乘客之间难以保持距离、洗手、消毒不便、长时间戴口罩难以保证等问题,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将面临隐患,全国付出巨大代价和艰苦努力的防疫初步胜利的局面也会面临新的考验。

                                                                    此外,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朱鼎健也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建议,国内应该对春节假期进行弹性安排,给地方和企业更多自主权,实现最大限度的春节前后错峰出行。

                                                                    具体落实到行动上,朱鼎健认为,可以实行“总量控制,弹性选择”的方式,给予地方和企业更多自主选择安排权。即,国家仅规定除夕、初一、初二全国统一春节假,其他全部由各省市和企业自行安排,甚至允许调整假期的日期组合。例如,各省市和企业可以选择组合前4天或后4天;还可以选择除夕前10天和后10天区间内,再增加前后双休日的调休,以及企业根据各自实际经营情况,适度安排员工年休假等。在安排好值班、轮岗机制前提下,让大家在前后共20天区间中自主选择7-11天的时间段,让更多人可以错峰出行。

                                                                    三、以建机制为牵引,不断健全基层卫生健康服务网络,大力推广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模式。一是稳步推行村医职业化。发达地区村医必须具有乡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欠发达地区将村医由个体改为卫生院编内人员或聘用人员,实行“县招、乡管、村用”。二是重点加强面向农村生源为主的中等职业学校医学专业学生培养和专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三是在偏远地区建立医疗卫生巡诊制度。【海外网5月22日编译报道】

                                                                    三是考用衔接机制不畅,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考试制度作用发挥不够明显。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考试制度作用发挥不够,绝大部分村医尚未通过执业资格考试转换身份。村医准入和退出机制不健全,一些老年村医由于养老保障水平低,超龄后不愿退出村医队伍,占用了村卫生室岗位,年轻村医无法有效补充。

                                                                    此外,潘向黎还提到两个重要的理由:

                                                                    一是缺少法治刚性保障,贫困地区村卫生室建设存在明显短板。我国村卫生室尚未实现全覆盖,约有6%的行政村还没有设村卫生室。另外,村卫生室财政投入状况不容乐观。自2017年起,国家发改委不再安排中央资金支持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项目建设,中央涉农补助资金也不能整合用于医疗卫生事业。